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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的原因及对策
日期:2019-12-13

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的原因及对策

——以高明区检察院办理的盗挖矿产资源案件为视角

 黎丽芬

 

摘要近年来,高明区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呈多发趋势,不仅给国家的矿产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区的生态环境,与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相悖,更是大大阻碍了我区打造“珠西先进制造高地、岭南美丽田园新城”的进程。如何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保护环境资源,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推动高明区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本文拟以高明区检察院近年来办理的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为视觉,从盗挖矿产资源案件的特点、发生原因、查处中存在的困难以及应对对策等内容进行粗浅的探析。

关键词非法采矿、取证难、对策、长效机制

 

随着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作为不可再生资源的矿产资源日趋紧缺,即使国家对稀有矿产资源采取保护性的开采政策,并适时对非法盗挖矿产资源犯罪进行了立法修改,但并没能遏制住非法盗挖矿产资源者趋金逐利的脚步,目前,我区亦面临此种困境。2015年以来,高明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审查逮捕非法采矿案件7件21人,受理审查起诉非法采矿案件7件28人(含市院交办案件),主要涉及的矿产资源为高岭土矿矿石、花岗岩矿石以及膨润土、河砂,被非法盗挖的矿产资源高达183多万吨,被破坏的矿产资源损失合计7392多万元。非法盗挖矿产资源犯罪,不仅给国家的矿产资源造成直接损失和严重破坏,而且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更存在大量安全隐患。本文拟从上述非法盗挖矿产资源案件的特点、发生原因、查处中存在的困难进行深入剖析和总结,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研究遏制此类案件的监督预防、执法取证、移交查办等长效常治机制。

一、非法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的特点

(一)参与人数较多,大多数是团伙作案。高明区检察院近年来所办理的非法采矿案件中,涉案人员均为3名以上,且多为合伙盗挖矿产资源犯罪。如查办的梁某明等人非法盗挖高岭土矿矿石一案,该案涉及的人员多达13人,主要由多名组织盗挖的老板聘请操作挖掘机实施盗挖的司机、运输盗挖矿产资源的货车司机以及专门看风的人员组成,形成了一个有人负责盗挖、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看风的分工明确、组织较为完整的犯罪团伙。

(二)盗挖数量非常庞大,涉案金额相当巨大。非法采矿案件,往往盗挖规模、数量非常庞大,无论是盗挖高岭土矿矿石、花岗岩矿石等稀有矿产资源,还是盗挖河砂、膨润土等其他矿产资源,均是以吨为单位计量的;而所盗挖的矿产资源涉案价值相当巨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高达几千万元。如黎某洪等人非法采矿一案中,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盗挖了几十万吨花岗岩矿石,全案非法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石量多达140万吨,造成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高达人民币5000多万元。

(三)盗挖方式多为破坏性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不难发现,在办理的非法采矿案件中,由于涉案人员在开采矿产资源的过程中为了便捷、高效地谋取暴利,往往未进行规划设计,而采取的通常都是破坏性开采方式,如直接采用挖掘机钩挖河砂、甚至是使用炸药爆破开采矿石等等方式进行开采,这种不计后果的开采方式,必然会造成对矿产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我区生态环境的严重隐患,严重地阻碍了我区“岭南美丽田园新城”的建设进程。

二、非法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高发的原因

(一)违法成本较低,受利益驱动铤而走险。实践中,非法采矿违法犯罪案件里非法采矿者的投入成本相当之少,通常几台挖掘机、铲车或者购买少量炸药,几个工人,挖几个大坑、打几个小洞就有大大的收益。前期的投入只需要几万元或者几十万元而已,但后期却能产出价值高达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矿产资源,假如案发被处理,往往就是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罚款或责令停止开采之类惩罚,如触及刑事犯罪,即使受到刑事追究,非法采矿罪的最高刑期也只有七年,相对于如此之巨额的利润而言,只需要付出如此之低的违法犯罪成本,非法采矿者受到利益的驱动往往都会铤而走险,这应该就是非法采矿屡禁不止的内在的、根本的原因。

(二)执法不严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非法采矿违法犯罪的滋生。长期以来,行政执法部门在非法采矿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等多种原因导致执法拖沓、措施不力。一是非法采矿者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他们不仅早已熟悉国土资源部门的执法人员与执法车辆,而且会专门派人负责看风,与行政执法人员玩“猫捉老鼠”游戏,这种“躲猫猫”式的盗挖矿产资源行为往往让行政执法部门无计可施。如2015年查办的梁某明等13人非法采矿一案中,梁某明等人就是专门利用晚上才大肆挖掘鱼塘里的高岭土矿矿石,即使国土资源部门执法人员放弃休息时间,晚上加班加点突击巡查,由于此犯罪团伙作案过程中使用了对讲机进行放哨,一发现有异样,马上通过对讲机进行通风报信,采矿现场最后往往也只留下一个“人去机在”的尴尬局面。二是个别行政执法人员存在收受贿赂、玩忽职守等行为,包庇纵容,未能有效遏制非法采矿行为的发生。如2018年查办的黎某洪等人非法采矿一案中,该案最早的盗挖时间是2012年,即使当时区政府已发现其等人假借“整治复绿”之名肆意非法采矿,但由于上有“保护伞”的庇护,该非法采矿行为反反复复维持至2015年,直至2017年区纪委查办相关人员职务犯罪时才发现黎某洪等人涉嫌非法采矿犯罪。

(三)法制宣传的不到位导致群众监督缺位。基层群众对法律的不熟悉是我国最实际的情况,同理,由于缺乏对矿产资源相关的法制宣传,农村百姓大多数不知道稀土是何物,更不知道稀土原来是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有矿种,从而导致许多非法采矿点周边的群众直至案发后仍不知开采行为的违法性,不仅起不到监督作用,反而可能在违法行为里间接地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帮凶”。如发生在我区的梁某明等人非法采矿案和发生在三水区的梁某就等人非法采矿案(上级交办我院审查起诉),这两个案件均是发生在农村,村民、村委会都是自愿将个人或集体所有的鱼塘、林地发包给犯罪嫌疑人进行开挖采矿的,有的甚至还帮助理顺了一些来自其他村民的阻力,因为大家都不懂得从鱼塘里、从林地里挖掘出来的那一堆堆不显眼的、不值钱的泥土居然竟是那么珍贵的矿产资源,不采取保护性的方式进行开采而随意大肆开采实质上已经违法甚至构成犯罪了。

(四)刑事处罚的偏轻确实难以起到震慑和惩戒作用。首先,实践中,由于部分执法行政部门对非法采矿犯罪行为的认识不到位,且由于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鉴定难、调查取证难等原因所致,对大部分非法采矿行为的处理只能停留在行政违法方面,往往不会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查处。其次,即使作为刑事犯罪处理,虽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降低了非法采矿罪的入罪门槛,但此罪名的最高刑期也仅是七年有期徒刑,且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罪犯在退缴违法所得之后多半都会被判处适用缓刑。这样的刑事处罚力度与巨额的利益诱惑相较之下真的是悬殊甚大,难以起到有效的震慑和惩戒作用。

三、查办非法盗挖矿产资源犯罪案件的困难

(一)调查取证难,尤其是难以鉴定矿产资源性质和价值。首先,根据《矿产资源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规定,对于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应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进行执法管理。但是,上述法律仅赋予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登记保存非法采矿工具和矿产品的权力,并没有没收权,故其在执法查处中发现作案工具,如挖掘机、运输车辆等等并没有扣押权,更没有处罚权,一旦案件需要进入追究刑事责任而移交公安机关侦查时,由于前期无法扣押相关作案工具,必然影响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更为关键的是,根据《刑法》、两高《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非法采矿入罪必须达到“情节严重”,即需要对开采的矿产产品的性质、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进行鉴定,但是基层部门并没有这个价值的鉴定权,矿产资源的性质和价值鉴定往往需要省国土资源厅指定的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既花经费且程序繁琐、耗时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与公安机关关于案件的移交以及后期刑事案件侦查取证工作的开展。

(二)如何界定非法采矿行为中的“共同犯罪”。在非法开采矿产资源方面,土地承包人的土地流转、矿产原料的运输和加工、提供火工品和电力、政府官员的默契等等,都属于非法开采的共同行为,各自行为单独起来可能不构成犯罪,那么,整体行为分析时又该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呢?本文仅结合所查办的案例分析非法采矿罪的主体以及共同犯罪中部分人员中途退出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

1、非法采矿犯罪主体的界定。非法采矿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个人仅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那么,该如何界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呢?从高明区检察院查办的非法采矿犯罪案件中,不难发现,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上都是组织盗挖矿产资源的老板和主要负责管理或者操作盗挖、运输的人员。可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比较容易理解,非法采矿的组织者即老板是整个非法采矿犯罪的发起者、操控者,正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理所当然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具体指的是什么人?是指凡涉案的土地承包者和其他参与盗挖、运输或者管理工作的人员?若上述人员均认定为共同犯罪,应该都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根据《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规定,笔者认为,只要土地承包者明知他人非法盗挖矿产资源而同意他人在其土地上进行非法开采,并造成了矿产资源的损失,必然应当构成共同犯罪;同理,其他参与盗挖、运输或者管理工作的人员也亦然。但是,根据《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必然追究刑事责任,还应该视上述人员所参与程度、起到作用的大小、造成损失情况等等确定是否应该属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果参与度较高、起的作用较为主要,宜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具体情况最终还是应该视具体案件情况而确定。

如梁某明等13人非法盗挖陶瓷泥一案中,谭某均、陈某沃均是鱼塘承包人,但谭某均明知挖掘鱼塘泥是犯法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依然同意梁伟明对其的鱼塘进行挖掘,造成了矿产资源的破坏,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陈某沃则坚决不与梁某明等人同流合污,虽然最后其鱼塘被梁某明等人盗挖了陶瓷泥,则不能认定陈某沃是该案件的同伙。同理,同样是负责操作挖掘机盗挖陶瓷泥的司机、负责运输陶瓷泥的司机也应该视参与程度、作用大小等而作出不同的处理。

2、非法采矿共同犯罪中部分人员中途退出行为的法律适用。2018年市院交办的梁某就等8人非法采矿案件中,梁炳就、缪某源等人与董某勤共6人于2010年3月合伙开采膨润土出售,2011年6月梁某就、缪某源等人退出合伙,董某勤与他人继续开采膨润土出售直至2015年,那么,梁某就、缪某源等人是否属于犯罪中止?

根据《刑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自动放弃犯罪是指未实行终了的中止,即在预备阶段或者实行行为还没有实行终了的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实行终了的中止,即在实行行为终了的情况下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有不同,没有中止行为不可能有犯罪中止形态,中止行为是犯罪中止形态的决定性原因,犯罪中止形态是中止行为造成的结局。犯罪中止与中止行为又有严格区别:从自动放弃犯罪和防止犯罪结果的意义上而言,中止行为本身是犯罪,而是刑法所鼓励的行为;犯罪中止形态则是犯罪的状态。如果已经发生犯罪结果因而已经既遂,就不成立中止犯。

很显然,梁某就、缪某源等人退出时仍没有领取采矿许可证和林地许可,缪某源与案发村签订的土料开采合同仍然有效,且由于前期他们几个人与村委会签订合同,理顺了、协调好合同方与村委会、村民的关系,缴纳了购土款等一系列为犯罪作准备的行为来看,事后梁某就等也知道董某勤继续在该处利用该合同进行开挖膨润土,却对于实施共同犯罪的董某勤等嫌疑人的行为不加以制止,导致社会危害后果继续发生,因此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因为根据共同犯罪理论,梁某就、缪某源等人与董某勤构成共同犯罪,具有犯意联络,所谓退出合伙,并不必然是犯罪的中止。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加以制止,中止合同,董某勤等人就会继续开采矿产资源,继续对开采资源造成毁坏,他们主观上是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客观上不作为,由于先前犯罪行为而产生阻止犯罪的义务,他们的不阻止、放任的行为,变相对于董某勤继续顺利非法采矿的默许。因此,笔者认为,根据共同犯罪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他们对于董某勤所造成的后果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均不构成犯罪中止

3、犯罪期间法律发生变化时的法律适用问题。前面已述,《刑法修正案(八)》对非法采矿罪的构罪要件作出了修改,降低了非法采矿罪的入罪门槛,而新修订的《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时间为2011年5月1日。而上述我院公诉科审查起诉的梁某就等人涉嫌非法采矿一案中,梁某就、缪某源、董某勤等6人从2010年3月开始合伙盗挖矿产资源,至2011年6月梁某就、缪某源等5人退出了合伙。在《刑法修正案(八)》修改施行前后时间里,梁某就等人均实施了非法采矿行为,那么,对梁某就等人的行为应该适用原《刑法》第 343条第1款之规定还是《刑法修正案(八)》第343条第1款规定来判定其等人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呢?(上述是否犯罪中止争议中,不认定为犯罪中止,则需考虑董某勤等人全案的犯罪数额,基本对案件没什么大影响;若认定为犯罪中止,则梁某就等人是否构罪,还要视乎修订法律的适用。故此处仅以认定为犯罪中止时的角度分析修订法律的适用问题,不涉及后面2011年6月至2015年期间的犯罪事实。)具体就是对其等人2010年3月至2011年6月期间的全部行为都追究刑事责任,还是仅对2011年5月新法实施之后至当年6月期间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根据1997年10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检察工作中具体适用修订刑法第十二条若干问题的通知》(高检发释字【1997】4号)中第三点(“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修订刑法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但行为连续或者继续到1997年10月1日以后的,对1 0月1日以后构成犯罪的行为适用修订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可见,对于梁某就等人非法采矿的行为,原刑法并不认定其涉嫌非法采矿罪,因为不符合“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规定。但是,由于其等人的行为继续到2011年5月1日之后,而此时《刑法修正案(八)》删掉了“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规定,对于非法采矿行为只需要达到“犯罪情节严重”即可认定为犯罪,故对梁某就等人在2011年5月1日之后的非法采矿行为,如果此时间之后的非法采矿行为满足了“犯罪情节严重”的条件之一,则应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新修订的非法采矿罪追究其等人的刑事责任。综上,由于梁某就等人于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30日期间的非法采矿行为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若认定梁某就等5人中途退伙是犯罪中止行为,那么,如果2011年5月1日至当年6月期间其等人非法采矿涉及的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有其他情况符合“犯罪情节严重”要求的,则应该认定构成非法采矿罪追究其等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其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遏制盗挖矿产资源犯罪的对策

(一)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行政执法是遏制盗挖矿产资源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必须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做好遏制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一道工序。一是要充实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执法巡查人员,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施,落实工作经费,确保巡查、查处、整治等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切实履行国土资源管理的监督管理职责。二是要提高执法队伍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矿产资源保护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定期进行行政执法工作培训,统一认识,不断提升执法人员的综合执法水平,尤其是要把握好非法采矿证据的收集,准确做出行政处罚或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等处理决定。三是要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严防因非法采矿而发生失职渎职行为。

(二)要强化“两法衔接”工作,建立打击盗挖矿产资源联动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加强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区农林渔业局等行政执法部门与区公安分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严格按照我区“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和“一门式”综合执法平台的规定开展案件线索录入、案件移送、信息报建备案、疑难问题咨询、会议共商等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涉矿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逐步构建一个“政府负责、部门联动、源头治理”的工作大格局,形成打击合力,及时有效遏制非法盗挖矿产资源行为。

1、加大打击力度。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区农林渔业局等行政执法部门应该建立巡查责任制,明确巡查事项、范围、周期和责任,定期开展巡查工作,积极主动发现非法盗挖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并予以严厉打击,并按要求录入“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和“一门式”综合执法平台,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及时依上述两平台工作机制规定移送区公安分局进行查办,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司法机关要主动监督、敢于监督,充分利用“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和“一门式”综合执法平台,发现非法采矿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的,坚决要求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立案侦查,防止以罚代刑。

2、提高打击实效。区公安分局、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在发现非法采矿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要进一步加强与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区农林渔业局等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联系,认真贯彻执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制度,通过提前介入、联席会议等方式,及时解决有关案件移送、证据收集、检验鉴定、涉案物品处置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导收集证据,完善证据链条,确保将非法采矿犯罪案件办成铁案,依法惩处相关涉案人员,有力震慑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提高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实效。

(三)要注重宣传教育,努力营造群防群管的社会氛围。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派发宣传单、发送宣传信息以及在电视台、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上播放非法采矿典型案件、曝光非法采矿行为等多种多样的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切实提高全区尤其是农村群众对非法盗挖矿产资源违法犯罪的认识和守法意识;设立非法盗挖矿产资源违法犯罪举报电话,实行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查实的予以一定金额奖励并对举报人身份保密,努力营造全民群防群管的社会氛围,共同打击非法盗挖矿产资源犯罪。

(四)要完善立法,发挥刑罚遏制盗挖矿产资源犯罪的强大震慑力。虽然《刑法修正案(八)》降低了非法采矿犯罪的入罪条件,其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社会危害性比盗伐林木罪大但法定最高刑却不如盗伐林木罪,且罚金相对非法采矿的巨额利润来说简直无足轻重,完全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所以,笔者认为,首先,立法部门有必要完善非法采矿罪的立法设计,适当提高非法采矿罪的法定刑,以加大犯罪成本、体现刑罚威严。其次,立法时可增设资格刑的适用,对于个人或单位实施了非法采矿违法犯罪的,可剥夺其从事特定矿产资源职业的资格和权利,即禁止从事采矿活动、吊销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等。再次,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环境破坏,在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刑事处罚的同时,可对其作出对非法采矿造成的安全隐患进行整治(或整治罚款)的处罚,以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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