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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环节监督漏诉、错诉实务研究
日期:2018-12-14

作者:王哲

 

[摘  要]  在新时代检察工作语境中,聚焦监督主责主业成为了检察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实施,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秩序最重要方式。公诉环节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承前启后的中枢,可以实现对整个诉讼流程全方位监督,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对漏诉、错诉的监督,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司法实践中监督弹性大,监督效果不理想。要深入研判漏诉、错诉问题的发生原因,总结归纳本质规律,加大监督力度,最大限度的提升监督效果的刚性。

[关键词]  公诉环节  监督  漏诉  错诉

一、引言

实践中公诉环节监督漏诉主要是只对漏罪和漏犯的监督。《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遗漏的罪行就是常说的漏罪,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就是指漏犯;本文探讨的错诉仅指能够充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的情况,不包括因证据存疑而无法起诉情况。

与对侦查行为、审判行为监督不同,对漏诉、错诉的监督没有详实的规范性指导,不同公诉人办理案件会有不同的监督效果。任何一个案件都是现实中发生的由人、事物、行为等多种要素相互碰撞交织产生的事实经过,其所遗漏、错定的要素均有特殊性,无法用枚举的方式去穷尽所有可能性,从而制定统一的适用标准,完全依靠公诉人职业嗅觉和办案经验去发现。检察机关长期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加之部分公诉人的监督水平不足,对漏诉、错诉的监督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成为了诉讼监督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强化对漏诉的监督是准确打击刑事犯罪,保护广大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益的内在需要,对错诉的监督更是保障无罪人不受到追究,维护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在2018年2月第二十一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指出五年来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1]错诉成为了广大公民质疑司法公信力的最核心矛盾。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漏诉、错诉的普遍性、本质性规律为研究对象,揭示监督漏诉、错诉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该领域监督长期弱化的原因,并结合自己办案实践,探讨发现漏罪、漏犯、错诉的规律性方法和技巧,尝试为提升公诉人监督漏诉、错诉能力提一孔之见。

二、漏诉、错诉的常见情况

(一)客观条件限制,导致取证不到位

“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受办案期限、办案警力、侦查技术、侦查手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深入开展侦查有一定难度”。[2]侦查机关一直存在着几种错误的倾向:团伙犯罪中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嫌疑人身上,而对于起帮助作用、从属作用的犯罪嫌疑人会忽略甚至放纵,尤其像大型传销组织类案件,有些犯罪嫌疑人刚加入传销组织时也是其他人员犯罪事实的被害人,部分侦查人员为了尽快结案,甚至将一些底层传销人员只做被害人处理;过分依赖有罪言辞证据获取,忽视客观实物证据采集;只专注构成要件事实收集,对于其它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收集粗糙、碎片化,导致证据链印证强度不够,证据证明体系不完整。  

(二)考核机制僵化,诱发侦查惰性

侦查机关的绩效管理考核体系长期以逮捕人数为中心,尽管近年来一直强调考核不能唯人数论英雄,考核指标也愈发全面细致,但“人数”的核心地位还是无法被撼动。逮捕一名犯罪嫌疑人只需一宗事实确定即可,侦查人员习惯性集中精力调查证据最充分的一宗事实,确保犯罪嫌疑人被逮捕这个最基本要求,客观上降低了对其它犯罪证据的收集、提取、固定、保存标准。“侦查机关的此种侦查惰性,很容易贻误战机,错失收集客观证据的最佳时机,甚至重要的证据已经毁损灭失”。[3]多宗犯罪中部分事实遗漏多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三)证据应用能力不足,增大错诉风险

侦查人员的能力素质培养过程更侧重发现有罪证据,而不擅长应用证据去判断无罪事实,加之侦查人员不需要通过司法考试即可以行驶侦查权,无法从客观上倒逼侦查人员提高证据应用能力,许多冤假错案也皆是因为侦查人员证据应用能力弱而引发。不同证据的证明力是不一样的,不同情况证据印证证明力也是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同种证据之间的印证的证明力远低于不同种证据印证的证明力。笔者办理案件过程中曾监督出抓错犯罪嫌疑人的事实,该案5名被害人均照片辨认出被抓错的人,但是其它证据却存在有一定证明力的反向指向,由于照片辨认的证明力远低于真人辨认,且五份辨认笔录属于同种证据的印证,遇到长得相似的人时,证明力十分有限,而本案真正的罪犯的样貌确实同被抓错的人员极为相似。

三、监督漏诉、错诉工作的不足之处

(一)习惯性被动办案,缺乏主动监督能力

长期处于高工作强度下的公诉人,办理案件成为“流水线”工作,一些公诉人习惯于埋头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判断案件的证据能否达到起诉标准,仅对部分证据进行简要的补充,抱有“行就诉、不行就不诉”的消极思想,缺乏主动监督意识。办理案件应贯彻全面审查原则,既要运用普遍规律提高效率,又要关注特殊矛盾挖掘深度。公诉人应当主导办案过程,以案件本身需要证据为基本立足点,而不是以侦查机关提供证据为判断标准。长期被动式办案,易使实际的刑事诉讼过程成为侦查中心主义,容易造成漏诉、错诉的风险,也不利于增强公诉人的监督思维和能力。

   (二)更关注有罪证据应用,忽视无罪证据搜集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在原规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加入的一个反向指标“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要求证据审查中更加注重无罪的证据审查,当证据存疑时要做无罪推定。而有些公诉人审查证据时还是仅关注有罪证据,而忽视对无罪证据的调取。例如,笔者评查一宗错诉案件,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不同时段、不同侦查人员所做的笔录均辩称:“案发地附近一直有卖淫女主动找人搭讪,提供卖淫服务,所以认为被害人是卖淫女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形成了稳定的印证,有较强的证据证明力,公诉人本主动调查案发地附近否真的经常有卖淫女主动搭讪,真如嫌疑人辩解所说,那么证据的证明力将更强,确实无法推定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精神异常,利用被害人无性保护能力,给被害人钱财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的事实。

(三)依赖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忽视其它证据要素

犯罪构成要件是大多数公诉进行案件分析的基础框架,然犯罪构成要件却是一把双刃剑,在简单实用的同时,依赖犯罪构成要件会使案件证据监督的重点只有构成要件要素。一个完整的事实包括七个核心要素,也就是常说的“七何”(何时、何地、何因、何果、何人、何事、何种手段),这七个核心要素都有证据准确固定了,才能更加真实还原案发现场的情况。犯罪构成要件内容只是针对人的行为,主要涉及“何人”“何事”两个要素,只重视构成要件要素,忽视其它五个要素,宜忽略犯罪嫌疑人有无作案时间、地点,有无违法性阻却事由等证据的运用,增大错诉的风险。

四、有效监督漏诉、错诉案件途径探析

(一)监督漏犯的方法和途径

1.掌握关联性犯罪内在逻辑关系,全面挖掘漏犯线索

关联性犯罪案件之间存在着共生、交叉、衍生等的内在逻辑关系,一种犯罪发生后必然存在或者高概率的引起另一种犯罪,把握好此种内在逻辑关系,是发现漏犯的重要途径。如受贿案件必然和行贿案件共生,还宜衍生渎职案件;盗窃、诈骗他人财物的销赃行为宜引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法条竞合犯罪之间存在着包容和交叉的关系,但是定罪的数额标准不同,当犯罪嫌疑人犯罪数额不满足特殊法的定罪标准,仍可以适用一般法的规定。公诉人要厘清不同关联性犯罪的内在逻辑,摸清容易遗漏犯罪嫌疑人的常见规律,及时归纳总结,全面审查关联性犯罪事实,确保不遗漏犯罪嫌疑人。

   2.以可信度高的言词证据为抓手,深度挖掘漏犯线索 

在聚众犯罪和集团犯罪移送审查起诉时很难保证不遗漏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没有视听资料佐证,主要依靠言辞证据定案的情况。要重视可信度高没有利害关系的目击证人证言和经过批评教育和自我反省后,洗心革面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尽可能的详实的获取其言词证据,并以此为基础,全面排查被行政处理后没有移送审查起诉的涉案人员和真实姓名不清楚,只有花名、化名的涉案人员,深入挖掘漏犯线索。

   3.以案件的疑点为突破口,主动发现隐藏漏犯线索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对于案件而言,矛盾的特殊性常是突破的关键点。常言道反常必妖,公诉人要有主动侦查意识,提高侦查素能,对案件的疑点要想方设法挖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内容,查清反常背后的原因,及时发现隐藏的漏犯。笔者办理一起强奸案,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犯罪嫌疑人甲翻供称没有强奸被害人,同案犯也称自己和都没有强奸被害人,被害人也推翻之前陈述,称因酒醉不确定有没有强奸其,并在提交书面陈述后离开本地不知去向经过仔细审查案卷后认为被害人被买通的概率较高,出于保密考虑,由本院自侦查,全面调取了被害人及其身边朋友所以通话记录。通过仔细分析认为买通被害人的手机号码应当具备以下四个特征:1案发前没有出现过,案发后经常出现的号码;2)通话时间和被害人推翻陈述时间接近的号码;3)嫌疑人家属所在地的号码;4新注册的号码。经过对被害人和其身边朋友通话记录中200多个号码进行比对,确定可疑号码,移交线索给公安机关进行秘密侦查,并指导侦查,同公安机关一起全力找到被害人,核查被害人银行账户资金变动。最终成功挖出了七名妨害作证的漏犯,其中两名为警察。

发现隐藏漏犯还要注重线索的保密,笔者承办上述案件时,预判到参与妨害作证的人员种可能有侦查机关内部人员,所以采用了自行侦查的方式,且发现的疑点线索内容始终是单线管理,只有本人和科室负责人及主管检察长知道。线索是当年8月发现的,七名涉案人员是次年2月起被陆续抓获的,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连涉案警察也没有任何察觉,最终顺利将他们抓获,严格的保密工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二)监督漏罪的方法和途径

1.详细比对案件材料,发现遗漏罪行

遗漏犯罪事实一般发生在多次犯罪、共同犯罪、跨地域犯罪之中。监督的过程需要全面细致的整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八类证据,分门别类严格的审查,制作表格将同一事实证据一一对照印证,对于证据印证不充分事实尽可能补强证据,最大程度纠正侦查机关因客观条件限制导致的漏罪情况。

对于多次犯罪重点监督每次犯罪证据链是否完整,证据链不完整的事实是何原因引发证据缺失,是否可能是遗漏移送或者可以补充调取;对共同犯罪案件监督要重视重视同案犯对他人犯罪事实的揭发;对于跨地域的多次犯罪的情况,要重视和犯罪地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配合,避免因为信息衔接不畅,导致漏罪的风险。

2.重视罪数的研究,准确确定罪名

对犯罪事实法律定性的不同认知,也会产生遗漏犯罪的情况,主要涉及刑法的罪数问题。容易遗漏犯罪主要是刑法明文规定数罪并罚的情况和牵连犯的情形,公诉人要熟知刑法明文规定数罪并罚的情况,加深刑法罪数理论研究,明确罪数问题背后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意义,还应准确把握区域司法实践中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尤其是要准确界定中牵连关系认定范畴。

(三)监督错诉的方法和途径

1.严肃撰写审查认定事实

撰写案件事实是对证据的最全面检查如果证明某个要素的证据不充分或者是孤证,那么在撰写事实时,这个要素将无法准确表述,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时间、不具备作案动机的证据情况很容易被发现。然撰写案件事实却是很多公诉人忽视过程,他们习惯借用侦查机关提供的起诉意见书的事实认定,稍微修改后作为起诉书认定的事实,这样的做法会弱化许多核心证据的审查。公诉人要养成严肃撰写案件事实的习惯。

2.准确把握不同证据的证明力

一个标准程序的案件事实认定,需要经过证据采纳和证据采信两个过程,证据采纳主要解决的是证据能力的问题,即证据合规、不需要非法证据排除,可以进入证据“大门”;证据采信解决的是证据证明力的问题,即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矛盾证据之间证据效力大小问题。[4]通行的刑事诉讼中的认识活动要求认定证据和认定事实应当区分开,没有案件事实认定,案件的办理模式变成了对证据认定则事实也认定的混同模式这种模糊认定模式会导致不同证明力的证据被等同对待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主要因素是证据本身的特性、关联性及证据印证强度,并不是证据数量等同的对待证据证明力,在遇到疑难复杂问题很容易出现事实认定的错误。一般情况下异种证据之间印证的证明力大于同种证据之间印证;案件关联度高的证人证言证明力高于关联度低的证人证言;发生概率小的证据证明力大于发生概率大的证据。[5]公诉人要改变在案件定性时根据有罪和无罪的言辞证据数量多少来判断证据证明力,如常见的1对1,2对1的表述。切实提高证据应用能力,避免错诉的发生。

3.加强对事实本质属性的认知

法之真理在法外。法律是一种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法律定性的过程,就是将事实中的行为要素,用法律语言转化成法律评价的内容,对事实理解的准确程度直接决定法律定性的准确程度。许多错案并不是因为公诉人法律功底不够扎实,而是因为对事实所涉领域知识缺乏。公诉人不仅要多学习案件所涉领域的知识,还要善于运用事实本身物理特性监督案件错误。笔者办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一辆大货车从辅道隘口转入主路行驶,随后一辆摩托车从后追尾大货车,摩托车驾驶员当场死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货车驾驶员转弯没有让直行,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现场勘查笔录显示,碰撞时大货车车身已经转正并行使了8米左右,经过调取视频资料,大货车离开隘口15秒后摩托车才到达隘口处。经过慢速软件播放视频计算摩托车通过隘口时间,再用隘口长度除以时间计算出摩托车的时速超过80千米/小时(经过补充鉴定,摩托车时速85-100千米/小时),即22.22米/秒,大货车转弯时摩托车与大货车距离为22.22米/秒乘以15秒约333米。300米开外,大货车驾驶员根部不可能看到摩托车位置,不应当认定其有过失。

4.重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

案件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也不一定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案件还需要没有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有些错诉案件就是因为没有重视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造成的。笔者办理的一宗案件,犯罪嫌疑人驾驶货车侧翻导致同车轮班位司机死亡,犯罪嫌疑人因为超载和驾驶不符合安全标准车辆,负事故全部责任。经过审查监督,被害人也是该车司机,具有特殊性,对超载和车辆故障也要承担责任,适用被害人的自我答责,最终犯罪嫌疑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国青年网.周强:推动建立国家赔偿联动机制 加强刑事冤错案件国家赔偿工作[EB/OL].http://news.163.com/18/0206/18/D9VTQO1M00018AOQ.html,(2018-02-06).

[2] 陈晨,张东生.公诉环节的诉讼监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73.

[3]胡铭,张传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监督[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11.

[4]何家弘.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27-228.

[5][美]特伦斯·安德森,[美]戴维·舒姆,[英]威廉·特文宁.证据分析[M].张保生,朱婷,张月波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2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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