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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开展强制亲职教育探析
日期:2018-12-03
   作者:关文诗1

  摘要:社会上不仅有“熊孩子”,也有“问题父母”。大量例子表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家长教育方式、家庭教育环境也存在内在联系。通过对“问题父母”实行亲职教育,有利于家庭关系修复,更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再犯风险。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在试行推广强制亲职教育,检察机关在这项工作中应该有更大作为。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强制亲职教育检察机关

  一、强制亲职教育的概念和特点

  近年来,强制亲职教育一词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尤其是在少年司法领域。亲职教育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是指专门对家长进行的、指导家长如何正确地认识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满足孩子的身心需要,从而教育并引导孩子成长的专门化教育。而强制亲职教育是指国家强制要求涉罪未成年人或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接受专业的教育指导,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提升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与能力,更在于督促父母切实履行其监护教育职责。

  强制亲职教育在各国、各地的实践形式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强制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出现监护不当、监护失误或者监护不到位的情况导致未成年人出现违法犯罪或者权利被侵害时,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要求监护人参与亲职教育,履行其监护职责。如果监护人拒不出席、拒不参与亲职教育课程,司法机关可依法对其进行警告、训诫,甚至通过行政处罚、刑事拘留的方式实现对监护人的惩戒。

  2.专业性。亲职教育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育儿学等理论知识,仅靠司法机关无法进行。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强制亲职教育往往需要具有相应背景知识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介入,为强制对象提供专业的课程或者培训。

  3.规范性。强制亲职教育对家庭教育和儿童成长有重要意义,但毕竟是国家公权力对家庭领域的干预,且对家长有一定的惩罚性,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各项法律程序和工作流程都应该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以确保儿童和家长的合法权利,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和侵害。

  二、强制亲职教育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一)国家亲权理念的重要体现

  抚养和教育孩子在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认为是家庭私事、父母权利,但父母的权利并非是毫无限制的。当儿童权利面临威胁或者被侵犯时,国家公权力应该合理介入终结这种危险,这就是国家亲权理念的核心。国家亲权理论的重要精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认为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是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最后屏障,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而且应当积极履行这一职责;其次,国家亲权超越父母亲权,如果未成年人父母缺乏保护子女的能力或者不履行、不适当履行其监护职责的时候,即便未成年人的父母健在,国家也可以超越父母亲权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性干预和保护;最后,国家在充当父母角色时,任何决定和行动都应当首要考虑孩子的利益,一切以孩子的福利为本位。2亲职教育强制化意味着,当家庭监护出现缺失、失误或不到位的情况下,国家监护及时有效介入,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的专业指导,以弥补父母监护的不足。“完整的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包括监护监督、监护支持、监护干预、监护替代和监护恢复。强制亲职教育属于监护干预中非常重要的机制衔接。”3可见,强制亲职教育不仅是国家贯彻落实亲权理念的重要举措,更是国家亲权理念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的重要体现。

  (二)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要求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中一大重要原则,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这一公约,我国早就加入了该公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缔约国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4它对儿童所在的国家和社会提出了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不断保障儿童权益和增进儿童福祉,确保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福利权关乎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幸福和安康。从权利性质看,儿童福利权既是儿童的人权也是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更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因而对其予以尊重和保护乃是国家或政府的法定义务。”5当儿童应该受到正确而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一权利被侵犯或得不到实现时,国家必须正视并予以纠正。强制亲职教育通过引入专业化队伍帮助监护人掌握家庭教育的方法,改善儿童成长的家庭教育环境,正是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和精神。

  (三)有助于唤醒“问题家长”责任意识

  家庭教育的主体是父母,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常犯的错误概括起来有“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生而不养”即缺乏家庭责任感;“养而不教”即家庭教育的严重缺位;“教而不当”即运用了不恰当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例如奉行“棍棒式教育”、“重智轻德”、只有物质抚养而没有心理抚养、过度的溺爱或冷漠等。在这种的家庭教育之下成长的孩子性格可能更容易变得叛逆,人格更容易出现缺陷。家庭教育方式不当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未成年人由不良行为走向犯罪。6所以,我们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目光都不应该只盯着未成年人,“不能仅针对未成年人和局限于犯罪范围内,而应通过立法治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7通过强制性的亲职教育,父母能认识到自身行为对于孩子行为和思想上产生的影响,意识到自己的培养方式和孩子犯罪心理的关联性,实现家长意识的觉醒,唤醒家长在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中的责任感。

  (四)有利于降低涉罪未成年人再犯机率

  有学者研究认为8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14 周岁以下)和违法犯罪行为(14 周岁至 16 周岁),其重新犯罪率明显高于成年刑释人员。笔者在办案过程中亦深有同感,未成年人犯罪中不思悔改、屡教屡犯的情况经常出现。预防犯罪和再次犯罪都不能只靠刑罚手段和单纯的法庭教育、社工帮教,作为与未成年人共同居住、朝夕相对,最能清楚了解未成年人的去向和心理动态的家长,对于预防罪错未成年人再犯问题上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在对罪错未成年人做出相应的处理时,强制家长接受一定期限的亲职教育,纠正家长长期以来的错误观念和方式,强化家长的沟通技能、表达技巧和心理引导知识,通过家庭教育实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心理和行为矫治,能更好地帮助未成年人回归家庭和社会,减少再犯发生。

  三、国内强制亲职教育的现状

  (一)现有的法律规定或制度现状

  我国现行立法中多提及到儿童成长中的家庭教育问题,但尚未明确建立起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现行的有关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都可见对于父母如何履行监护职责和落实加强家庭教育的规定,有的法律法规中对国家推行亲职教育也提出了大致框架。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2 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该条文非常明确中规定了国家机关为监护人提供家庭指导教育的义务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规定了涉罪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帮教和监护责任,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后果。该法第4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因不满十六周岁而不予刑事处罚、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或者被判处非监禁刑罚、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被假释的未成年人,应当采取有效的帮教措施,协助司法机关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第49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指导意见》中充分强调了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要构建家庭教育社区支持体系,统筹协调各类社会资源单位,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家长提供及时便利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加快形成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网络。

  《关于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未成年人保护行动”的意见》中更是明确指出相关职能部门要参与加强家庭教育。其中第三部分第 5 点规定深化“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加强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由妇联组织牵头,教育、共青团、公安等部门参与。对未成年人家长或监护人进行指导和服务,引导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托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传播行动,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和方法,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指导家长进行科学的家庭教育。”

  除了上述国家层面的立法和政策,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性立法、出台意见通知或者机关文件会签等尝试推行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湖北省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中就以地方条例的形式明确了司法机关可将因不履行监护职责,致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或者放任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纳入强制亲职教育名单。

  (二)地方实践中的有益探索

  如前所述,虽然国家立法上尚未正式确立强制亲职教育,但我国某些省市已经走在创新的前列,正在积极研究亲职教育的可行性并在实务工作中付诸实践。而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尝试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一些优秀经验,值得全国其他地方检察机关借鉴。

  1.“成都模式”下的强制亲职教育

  成都是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的城市。成都市检察机关2015年开始探索,2016年在八个基层院设立试点,2017年全面铺开强制亲职教育工作。“成都模式”强制亲职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在执法办案中发现的因监护失职或者失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者受犯罪侵害的监护人。检察机关与社会公益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团队进行合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专门队伍和专业人员对监护人开展亲职教育,成都市锦江区检察院还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对异地的涉罪未成年人父母采用远程微信课堂的形式进行强制亲职教育。此外,对于拒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课程、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失职父母,也规定了一系列惩戒措施

  2016 年试点推行以来,已对 176 名涉罪未成年人、11 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开展 128 次强制亲职教育课程,其中较为突出的个案是一名涉罪未成年人的离异父母参加强制亲职教育后选择复合,该未成年人在被检察机关依法不起诉后考上了大学。92017年10月28日,《人民检察》杂志社、四川省检察院、成都市检察院作为主办方召开了强制亲职教育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研讨会。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就强制亲职教育、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了研讨。目前,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已出台《关于在全省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推广“亲职教育”工作的通知》,旨在全省范围推行强制亲职教育。成都市检察机关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后,亦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强制亲职教育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从基本原则、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分类处理、监督指导、惩戒处罚等方面落实强制亲职教育制度。

  2.上海普陀区的“培训班”模式

  2016年7月,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会同区教育局、区未保办、团区委共同举办了第一期亲职教育与行为矫治培训班,包括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封闭式教育矫治,对其家长同步开展夜间亲职教育。检察机关借助专门学校的力量,以12个暴力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为对象,探索建立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制度以及与家长加强管教相配套的亲职教育制度,帮教未成年人的同时对家长中普遍存在不当的家庭教育方式进行纠正,引导完善亲子关系。为了提高教育成效,普陀区检察院邀请了原美国旧金山政府从事家长学校培训的专业人员介绍域外的亲职教育理念、经验、课程、方法,并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家长亲职培训课程的改进,以增强针对性和科学性,并依托社会服务工作平台,开展亲职教育后续回访、教育、辅导,定期评估,对参训家庭进行开展长期的跟踪教育与回访,评估亲子关系改善状况等。10

  为保证亲职教育的效果,普陀区检察院从家长参训、考核家长表现、关联考察评价等几个方面入手,督促家长更好地参与学习。一、要求家长参训,将家长的参与亲职教育培训设立为社会观护帮教的一个必备环节,在心理测试和社会调查后,向家长分析其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阐明培训的意义,以及参与培训对家庭管教能力评判的影响,并在签订观护帮教协议时注明家长必须参与亲职教育培训。二、考核家长表现,在确保家长参训的基础上,由授课老师全面考察家长在听课和亲子互动中的表现,并由心理老师在参训前后对家长、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评估,制作分析报告,评判家长履职的意愿、能力,以及在培训后与子女交流的改变。三、关联考察评价,将家长在亲职教育培训中的表现以及培训后的履职情况作为观护帮教考察的一个指标,考察家长在帮教中发挥的作用,评判家庭管束能力,并作为涉罪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缓刑、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依据,以此使家长充分认识到参与亲职培训的重要性。普陀区检察院加强与专门学校合作,探索强制亲职教育制度的做法获评2016年度上海市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参与社会治理优秀案(事)例,2018年他们将继续深化强制性亲职教育,对7组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家长开设第二期亲职教育培训班。11

  四、检察机关开展强制亲职教育的工作方向

  (一)建立部门协作机制,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

  随着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社会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高度关注,作为检察机关应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化工作的有效开展,不仅要将司法保护精神落实到业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还要将保护的触角延伸到刑事、民事、行政等各方面。目前,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要问题是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体系如何从单纯的司法导向转变为司法和社会的双向导向,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又应该如何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有机结合。

  未成年人教育工作本来就是社会工程,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多部门、多元化的联动和协作,不可能靠某个部门一己之力就能完成。检察机关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涵盖的职能范围和人手、精力始终是有限的,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协作和支持,只有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合力才能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保护。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推行强制亲职教育过程中就联合政法委、妇联、关工委、民政局、教体局等会签了《强制亲职教育实施方法(试行)》,通过借助其他职能部门的资源,引入了相关的教育学、心理学专家参与强制亲职教育。而河南省也有类似做法12,登封市人民检察院牵头联合了市政法委、市团委、市妇联等有关机构开展助飞关爱行动,建立了多方关注、共同参与的关爱帮教组织,先后发动公务员、老师、义工等 300 余人次参与帮教涉罪未成年人和强制亲职教育。开展强制亲职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注重与各政府职能部门、共青团组织及专业社会组织配合协作,拓宽信息联络渠道,构建信息互通机制,搭建社会化工作体系,构建资源共享平台。

  (二)引入专业力量,提供专业有效的亲职教育

  亲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父母了解有关儿童青少年成长规律,转变教育观念,改善教育方式,从而提高教养水平,继而提高儿童及家庭福利水平。现代家庭的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面临的教育难题也越来越多,每个家庭的背景情况不一,检察机关的办案压力使其难以胜任亲职教育的工作,而且与专业机构相比,检察机关在亲职教育方面的专业性和综合性明显不足。司法的本质和核心是作出诊断,专业机构负责心理治疗、行为矫治、康复、回归等,所以亲职教育的执行应交由专业的社工机构、心理辅导机构等团队。检察机关在开展强制亲职教育时,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专业队伍,借力专业力量去研发并制订亲职教育课程内容、执行方式、活动形式、反馈机制和评估体系等,需要未成年人参与的部分,应当提前知会,充分尊重其意愿。例如“成都模式”中,检察机关就借力了专业人士的力量,会同专业人士共同制定出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的“菜单式”课程表,课程内容涵盖家庭沟通、理解鼓励、亲子关系、情绪疏导等内容,供检察机关与教养失职父母根据涉未成年人的情况共同选择确定。为了保证师资队伍的专业化水平,课程指导老师应当丰富亲职教育经验的专家、学者、心理咨询师,或者接受过相关课程培训、具有相关经验的社工中挑选。

  (三)明确制度框架,保证制度有序落实

  虽然是地方先行探索,国家立法层面没有条条框框的规定,但为了保障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各级检察机关在推行强制亲职教育前应该构思好工作框架,接受强制亲职教育的对象、范围、启动方式、教育模式、课程内容、执行方式、执行保障、效果评估、跟踪回访、应急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和相关程序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框架内容。就如成都市检察院对于不配合亲职教育工作的对象明确规定了多重的惩戒措施和执行主体,对于首次通知不来的家长,由公安机关给予训诫;多次通知不到场的,公安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留;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公安启动立案程序,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以此强制失职父母接受亲职教育、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对参加亲职教育的家庭开展为期2年的后续跟踪教育与回访并对亲子关系改善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另外在就学就业上为未成年人提供指导帮助。

  (四)继续探索创新,为未来立法积累实务经验

  地方检察机关现有的先行探索和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都为日后儿童保护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积累实践经验。检察机关应依托未成年人检察职能,继续加强强制亲职教育方面的尝试。例如,是否应该将强制亲职教育工作“关口前移”,对特殊情况的未成年人监护人(具有不良行为、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流动未成年人、农村留守儿童)的强制亲职教育问题,强制亲职教育是否应该扩大至一般预防的范围,强制亲职教育的异地协作问题,强制亲职教育如何与互联网+相结合等问题,都是我们地方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摸索的方向。强制亲职教育有于提高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有利于推动少年司法工作的良性发展,它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也是日后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的宝贵素材,应当引起检察机关应有的重视。

      1 高明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书记员

      2 姚建龙: 《国家亲权理论与少年司法———以美国少年司法为中心的研究》,载《法学杂志》2008 年第 3

      3 姚建龙:《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应思考的三个问题》,载《人民检察》2017年第22期;

      4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

      5 吴鹏飞:《儿童福利权国家义务论》,载《法学评论》20159月第5期。

      6 路琦、董泽史、姚东等: 2013 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 年第 4期。 

      7 李玫瑾:《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犯罪预防》,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3期; 

      8 李玫瑾:《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犯罪预防》,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3期; 

      9 此处数据来源于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cdjcy.gov.cn/sjy/61498.jhtml

      10 此处信息来源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文章《上海普陀:探索亲职教育,让“熊孩子”回家》,网址http://www.shjcy.gov.cn/xwdt/jcdt/28479.jhtml

      11 此处信息来源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文波2018118日向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检察工作报告,网址:http://www.shjcy.gov.cn/gzbg/2013/rdhgzbg/36137.jhtml 

      12 王颍颍:《论在涉罪未成年人帮教中开展强制亲职教育 ———以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检察院的实践为例》,载《中国检察官》2018年第296期。

  参考文献

  1.游涛、张莹:以强制性亲职教育问责教养失职监护人——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法律责任探究,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年第1期;

  2.姜颖: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的立法缺陷——兼论监护人的教育、监督和惩戒,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 年第5期;

  3.宋英辉:推动强制亲职教育的专业化与社会化,载《人民检察》2017年第22期;

  4.李玫瑾: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犯罪预防,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3期;

  5.屠锦超:检察环节开展涉罪未成年人亲职教育机制探析,载《社会福利》2018年第4期;

  6.李玫瑾:父母们应该了解的 6 个家教理念,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3月3日0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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