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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路径探索
日期:2015-10-19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路径探索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试点经验的分析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  刘宗武

 

[摘 要]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简称“两法衔接”),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缺乏牵头责任主体专业知识垄断等困境。为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应从立法层面、工作机制和技术层面进行完善。

[关键词]两法衔接  困境  路径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执法活动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实践中,行政执法行为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规范之处,违法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以罚代刑的情况仍然存在。虽然行政机关内部已建立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但仍不足以遏制此类现象的发生。对此,应当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以破解上述问题。虽然早在2000年即已提出两法衔接的概念及从2001年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已启动两法衔接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近几年来,苏丹红、毒奶粉、雾霾、水土污染等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诸问题,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特别强调这些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劳动保障等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存在某些脱节,一些涉嫌犯罪的案件止步于行政执法环节,法律威慑力不够,健康的经济秩序难以真正建立起来。”

以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为例,近年来,类似的问题在高明也时有发生和出现,诸如毒豆芽、地沟油、假香水、盗挖盗采稀土矿、恶意欠薪、非法排污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治理,高明区委区政府采取了不少针对性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治理效果,但总体上仍是“法律威慑力不够”、解决问题机制不顺畅。如何破解上述问题,探索出一条两法衔接之高明特色及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路径,对强化行政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面临的困境

()立法缺陷

1.规定两法衔接的法律层级较低。国务院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高检院的“意见”属于部门规章(见表一),[1]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会签的文件则属于地方内部规定,权威性不够,对行政执法机关没有强制效力,导致不少的行政执法机关未参与进来,或者是参与了,但各项工作还无法落实到位,衔接机制还不具备普遍适用性,诸多的规定也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表一  我国现行两法衔接工作的立法情况

制定时间

规范名称

制定主体

调整内容

法律层次

是否系法律规范

20017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国务院

移送程序、时限及法律责任等事项

行政法规

20043

《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

高检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

加强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立案监督、联合调查等问题

部门规章

20061

《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

高检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监察部

移送方式、监督途径等问题

部门规章

20112

《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法制办等8部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的职责及工作程序等事项

行政法规

2.法律、法规的滞后影响案件的办理。行政执法职能广泛,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具有范围广,内容多,操作不具体等特点。有些行政执法案件,由于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在实践中,罪与非罪界限难以把握,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存在分歧,意见不统一,[2]影响案件的定性及处罚。特别是有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案件,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后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鉴定机构导致不能形成权威的鉴定意见或鉴定成本高(如,环境污染案件关于危险废物的鉴定),使得一些重要证据难以固定,最终造成有些案件难以成案。

3.案件移送不规范。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等,对需要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材料有明确规定,其中包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调查报告、检验报告、鉴定结论以及其它认定犯罪的材料。从实践来看,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经常基于各种原因未能移送上述材料,致使公安机关无法及时处理案件。[3]另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移与不移、移多移少、移此案还是彼案都由行政执法机关说了算,犯罪嫌疑人是否被刑事追究实际上掌握在行政执法机关相关人手中,权力极易被滥用。[4]此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要求的证据规格也不同,行政执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一般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容易导致证据不足。

4.证据不衔接问题。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条规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及证据适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法律法规对于可以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的范围、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的具体条件和程序还没有明确规定,以致现实中两法衔接仍然比较困难。一是行政违法案件与刑事案件相比,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相对低一些。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大多满足于收集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缺乏收集证明涉嫌犯罪证据的意识,或未能采取合法有效的方式收集、固定证据,当发现一般违法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就直接把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此时已经时过境迁而丧失了最佳取证时机,这就使得一些本应立为刑事案件的案件因证据问题而无法立案或起诉。二是行政执法机关调查取证困难重重。例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需证实食品中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目前大部分地区没有实力解决检测鉴定的问题,若每宗案件都要送省级机构鉴定,费用相当高,且鉴定时间较长,行政强制措施易超过法定时效,导致有些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实践困境

1.缺乏牵头责任主体。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一般涉及到三个主体:行政执法机关,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众多规范性文件仅规定上述三家主体应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但是由哪家单位负责牵头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却没有具体规定。[5]近年来,该项工作通常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但由侦查监督部门,仅能从倡导性角度入手,无法采取更强有力的监督措施,甚至是于法无据。

2.专业知识垄断。行政处罚案件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如药品食品案件、烟草案件和税务案件,这些都要求办案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而刑事案件,则要求办案人员熟练掌握刑事法律法规。办案中,行政执法人员往往专业知识足够而刑事法律知识不足,而司法人员又往往刑事法律知识充足而专业知识不够,这就导致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经常出现意见分歧。

3.提前介入工作没有形成常态机制。近年来,由于高明区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两法衔接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断加强,提前介入在执法中有所增多,如在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都能做到提前介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提前介入制度能及时厘清违法行为的违法属性,可以有效避免以罚代刑、有罪不究、降格处理等随意执法行为的发生,实现对经济犯罪行为的及时打击,有助于两法衔接制度的落实。但由于缺乏法律框架支持,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引,提前介入机制在目前执法工作中应用的还比较少,其效能的发挥还有待提升。

4.其他相关制度要求未能落实。两法衔接的相关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仅停留在一般性的沟通、联系和协调上,其运作不够规范,未能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实践中仍然存在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少,公安机关办理移送案件线索不及时等问题。例如,在广东省“三打两建”(“三打”指的是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两建”指的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期间,专项行动小组定期召开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三方的联席会议,对“三打”案件切实能够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审、快判。但是专项行动结束后,谁来召集,在什么情况下召集,应当召集哪些部门参加,如果没有专门的规定和责任约束,联席会议制度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5.信息共享平台运行阻力大。目前,虽然各地都建立了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但是运行效果不太理想,主要原因:一是思想上未引起足够重视。行政执法机关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不强,把推广两法衔接工作当成是检察机关权力扩张的表现,思想没有充分认识到两法衔接的重大意义;二是案件录入增加工作量。多数行政执法机关都有自己内部的信息管理系统,其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大都要求录入该系统。在已经录入一次的基础上,如果还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将案件信息再一次录入信息共享平台,必然增加一定的工作量;三是选择性录入现象普遍。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掌握在自己手里,录入多少信息,具体录入什么信息,事实上完全由行政执法机关说了算。[6]

三、影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成因分析

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诸多困境的原因很多。具体分析有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一) 主观方面

1.部门利益的驱动。行政权有不断膨胀的天然属性,随着行政管理的精细化,行政活动领域和行政管理职能不断扩张,加之对行政权的制约不足,行政权过度膨胀和蔓延,最终导致利益驱动。涉及行政征收、行政罚款等经济利益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积极性就高,而对于其他类型案件,行政执法机关更倾向于“以罚代刑”解决问题。

2.刑事立案的动力不足。为尽可能避免办错案,公安机关往往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在查清案件事实、收集到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再移送,但由于行政执法机关的调查手段所限,往往难以满足公安机关这一要求,导致移送案件困难。况且,公安机关对法律、证据也有认识误区,常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观点不一致,有的案件多次被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不批捕、不起诉、不作有罪判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公安机关接收案件的积极性。

3.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方面,部分执法人员认识存在偏差,认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开展行政管理、查处行政违法案件,打击犯罪不是其主要职责,加之移送刑事处理的案件标准高、要求严,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不愿移送;另一方面,一些执法人员侧重于行政法律法规的学习,对与刑事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熟悉,导致涉嫌犯罪的行政处罚案件没有移送侦查机关立案查处。

()客观方面

1.相关法律法规模糊、缺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案件涉及的罪名有180多个,主要是破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刑法第三章、第六章)。很多罪名罪与非罪模糊不清。如,生产、销售劣药罪中的“劣药”界定问题,仅规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为标准,让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判断涉案物品是否属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存在技术和法律难题,更勿用说侦查机关如何将“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进行证据固定的问题。又如,在环境污染的违法案件中,对污染环境罪中,“固体废物”是否属于“危险废物”,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部门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

2.配套机制不完善。目前,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案件的线索受理、立案、取证、移送和侦查等重要办案内容、程序、权责的明确、分工和确定均未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机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案件的移送标准和程序、提前介入、考核、问责等配套机制的缺失,使得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具体开展及推动发展困难重重。

3.检察机关的监督乏力。行政处罚案件有很强的封闭性,案件当事人之外的人员很难掌握具体情况。法律也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具体行政执法案件具有调查权,因而实践中检察机关难以介入个案,无法对是否构成犯罪这一问题查证。实践中,负责推行两法衔接工作的部门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但是两法衔接案件是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多方面专业知识,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还承担批捕、侦查活动监督等繁重工作,仅凭一两个人或侦查监督部门的力量远不能保障做好这项工作。

四、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之路径

()立法层面的完善

1.提高法律位阶。目前关于两法衔接法律规定较为零乱,相关立法的位阶低。国务院的“规定”属于行政法规,高检院的“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会签的文件则属于内部规定,权威性不够。因而,应统一立法,解决顶层设计问题。可考虑修改《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7]等法律,条件成熟再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专门立法,或者制定单行法。此外,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参考珠海市的做法,[8]在与上位法不冲突的情况下对两法衔接进行地方立法,结合本省(市)实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相关规定。

2.统一相关法律认识。从法律层面来讲,应当完善立法,尽量避免法律歧义和漏洞。但是,立法需要时间,且立法总是相对滞后于现实。这就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统一法律认识。一方面,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统一认识,二者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就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地方达成共识,形成指导性意见,以指导行政执法机关办案,统一办案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就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商讨,制订统一标准,共同遵照执行。建议及时总结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难点,通过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向上级请求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明确的办案指引,也可以先以会议纪要等形式下发指导性意见,统一办案标准,提高办案效率和诉讼效率,维护法制统一。[9]

3.规范案件移送。一是制定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明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刑事案件的方式、程序、条件、期限、效力和责任。通过规范移送标准,为行政执法机关准确移送案件提供法律支持,确保有章可循,更具有操作性。二是强化监督制约。明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及公安机关接收案件的职责和程序,对于不移送、不接收、不立案的,检察机关有权进行监督。同时,应当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同时,应报同级检察机关备案,由检察机关对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以便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10]三是强化责任追究。法律应明确两法衔接工作中问责的情形、程序和具体责任形式,一旦出现法定情形,立即启动相应程序进行问责。例如,规定行政机关故意或重大过失不移送案件等情形的具体处罚措施,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

4.完善证据制度。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转为刑事证据的种类有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对于其他证据种类没有作具体的规定,此处的“等证据材料”应如何理解和适用亟待完善。笔者认为,对于行政机关收集的鉴定结论、调查笔录、谈话笔录等证据材料,只要符合刑事证明标准,经司法机关审查后可直接采用;司法机关认为有疑点,经复验、复查查证属实的,也可以直接使用;对于行政执法机关制作的笔录、询问笔录以及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等言词性证据,如果能和其他证据相印证,也可以直接使用;如果不能印证,或与其他证据相矛盾,原则上应重新制作或收集,但确因不可抗力无法重新收集的,应将其作为间接证据,经司法机关查证与其他证据相印证的,也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工作机制的完善

1.建立两法衔接工作领导机制。两法衔接是一项跨单位、跨部门涉及范围广的工作,仅凭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之力推动该项工作是不现实的,而且权威性不足。(1)检察机关应设立专门的行政执法监督部门负责两法衔接的日常工作,并配备人员编制。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也应设立相对应的机构(两法衔接专项工作办公室等)并配备专职人员负责两法衔接工作。例如,高明区公安分局在佛山市率先成立了综合执法专业队,从法制室、经侦大队、刑侦大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综合执法专业队已配备6名民警和6名政府雇员,拥有独立办公条件及专业侦查设备,将负责全区所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至公安机关的涉及两法衔接案件、线索的接收处理。(2)实践证明,两法衔接工作应当由党委、政府名义推进。党委、政府牵头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一把手”组成两法衔接领导小组,下设日常工作办公室,笔者认为日常工作办公室应设立在检察机关,即设立在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部门。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部门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其他成员单位依法履职、协作配合。

2.加大人员培训力度。两法衔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对负责两法衔接的专职人员加大培训力度。司法机关应加强学习行政执法领域专业性知识,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强对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学习。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通过联合举办业务培训班,增强双方两法衔接意识,总结交流经验,提高一线执法人员识别案件性质和证据收集、固定、保全的能力,全面提升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例如,201412月上旬,高明区检察院组织干警对卫计局、人社局、农林渔局、国土局、工商局、食药局、质监局、环保局等8个重点行政执法机关的200多名一线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了两法衔接刑事证据要求、移送标准及取证规格相关内容的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一线执法人员的一致好评。又如,高明区通过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执法记录仪的操作培训,使行政执法人员掌握了执法记录仪的操作技能后能够熟练地使用执法记录仪,有利于充分发挥执法记录仪在规范执法、完善执法程序及固定保全证据等方面的作用。

3.完善提前介入制度。提前介入制度应当明确提前介入的标准、提前介入案件范围、提前介入部门及相关人员配备、程序及文书格式等问题。对于群众反映强烈、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应向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通报情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应提前介入侦查取证,并同步监督案件的办理、移送、接收、立案以及后续相关工作,确保两法衔接到位。高明区通过完善提前介入制度,[11]从行政执法机关调查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介入侦查,时间大为提速。如,新环保法实施以来高明区首宗环境污染涉刑案件事发不到12小时公安和检察机关介入,201556日,由于公安、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该案从立案到判决仅用3个月时间,两名作坊主因犯污染环境罪即被法院一审判处拘役及罚金,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

4.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一是提升联席会议的针对性。通过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之间可定期交流意见,提出衔接配合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并共同研究解决问题,切实提高联席会议的有效性。二是引入监督考核机制。加强两法衔接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激励惩戒机制,把案件的移送、侦查、立案等纳入绩效考核范围,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移送案件,公安机关依法接收案件的,在考评时给予适当的奖励加分,从而解决行政执法机关主观上不愿移送案件,公安机关不愿接收案件的问题。反之,对于工作不力,应当移送而未移送、应当报备而未报备、应当录入而不录入的行政执法机关,应严肃追究单位主要领导责任。三是建立行政执法内部监督和检察监督的衔接机制。监察机关在办理行政监察事项中,或者政府法制部门在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和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中,发现相关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相关规定或者交由检察机关处理更适宜的,可以移交检察机关处理。对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监察机关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同时抄送检察机关;政府法制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完善制度意见的,同时抄送检察机关。[12]此外,还须完善监督检查、线索报备审查、线索横向移送、检察建议、法律咨询等制度。

(三)技术层面的完善

1.创新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并制定管理办法。一方面,建立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使执法、司法信息互联互通,实现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上监督,对推进两法衔接至关重要。为此,高明区在原有平台的基础上研究开发了“一门式”综合执法平台(如图一),该平台涵盖全区所有行政执法机关(30个)、司法机关、纪检及政府法制部门,集“举报投诉、案件分流、案件办理、移动执法、执法监督、两法衔接、绩效考核、信息服务”等八大功能于一体,包括从案件线索管理、案件登记至案件处理(包括案件审批、行政处罚、复议、诉讼、执行)的全部办案流程,适用于全区行政执法机关日常执法、内部管理及全区两法衔接数据集中的应用系统,能有效解决群众举报不便捷、违法线索不查处、行政处罚不规范、处罚标准不统一、两法衔接不顺畅等问题。该平台自2015130日运行以来,成效初显。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高明通过这一平台已处理案件线索203条,办理案件67宗。其中,立刑事案件65宗,同比分别增长103%97.0%,刑事立案率高达97.01%,平均立案时间不到两天,比试点前立案时间缩短90%以上(见图二),原来的有案不移、以罚代刑、有案难移等问题得到较彻底解决。

    另一方面,两法衔接关于信息共享平台的使用,必须有一套操作规范,才能确保平台发挥实效。建议制定信息共享平台管理办法,对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信息共享的内容进行界定,构建行政执法信息具体准入标准,[13]

争取将所有的行政处罚案件及案件线索全部纳入共享平台。

2.完善行政相对人举报投诉渠道。建议在两法衔接共享平台上开辟行政相对人“举报投诉”专栏,既为行政相对人增加一个救济渠道,又为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监督提供线索,进一步推动平台的创新完善。

3.建立对消极参与平台建设单位的惩戒机制。对实践中消极参与的单位,有必要引入惩戒机制,来确保平台的使用效率。可以参照佛山市高明区的做法,把各单位平台使用的情况纳入区委重点工作及区级考评体系,进行量化考核,考核结果在全区进行通报。



[1] 对高检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等部门制定的“意见”是否属于部门规章并无统一看法,有学者认为该“意见”仅是内部规定。

[2] 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行政执法机关认为构成犯罪应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公安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不予受理;二是行政执法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无需移送,而公安机关认为构成犯罪应当移送;三是对于公安机关能否直接立案查处行政执法机关管辖的案件这一问题,双方也缺乏共识,导致公安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行政执法机关在证据收集、现场查处、协同调查等方面往往不够配合。

[3] 刘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

[4] 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5] 王敏远、郭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6] 石狮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及对策》,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9期。

 

[7] 王春业:《行政检察权应在组织法中充分体现》,载《检察日报》,2015413,第3版。

[8] 20141128,《珠海经济特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条例》(草案)在珠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成为全国首部规范两法衔接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9] 伍青萍:《“两法”衔接机制的总体构想与实践——以广东省“三打两建”中的探索与实践为例》,载《行政与法》2013年第4期。

[10] 王传红、维英:《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机制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3期。

[11] 高明区出台了《关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机关办理案件以及联合办案的办法》,对提前介入案件范围、职责、任务、调查方式及联合办案制度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12] 张平坦:《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现路径》,载《当代检察官》2015年第3期。

[13]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两法衔接机制中行政执法信息准入标准》,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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