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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日期:2014-07-22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予以明确,我院也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及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根据案件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并发现了开展社会调查存在的一些困难,现将2013年至2014年5月我院社会调查的实施情况汇报如下: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开展的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13年至2014年5月我院共对11件12人的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进行了社会调查,而同期受理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共52件61人,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按件数占比为21.2%。开展社会调查的案件中不捕8件9人,不起诉2件2人,不捕、不诉件数分别占开展社会调查案件件数的72.7%和18.2%。

(二)操作流程

因我区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社会调查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如办案有必要,由我院先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为了防止扩大案件影响,避免给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造成阻碍,我院进行社会调查主要采取就涉罪未成年人生活、学校情况、性格特点等询问其法定代理人或其他家属,如系在校学生犯罪,还会询问其所在班级教师,并制作询问笔录的形式。此外,对于所有开展社会调查案件,如该案有被害人,我们均会听取被害人意见,如系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我们还会单独制作询问笔录。就上述调查所获得的情况,我们会概述在公诉案件审查报告中作为办案的参考。

(三)典型案例

2014年3月,我院在办理陆某、麦某盗窃案中,就多次询问两名涉罪未成年人的家长及班主任,详细了解了两名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了解到两涉罪未成年人系触犯、偶犯,案发后均后悔莫及,家庭、学校也深感惋惜,我院最终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两涉罪未成年人均获得缓刑判决。

二、存在的问题、困难

(一)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不明确

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10年六部门《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启动,即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及时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开展社会调查”。佛检会字[2013]2号《佛山市公检法司刑事工作联席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进一步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由办案机关所在地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机构出具。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故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均根据各自需要而有选择地开展社会调查甚至考虑到办案压力等因素,欠缺开展社会调查的主动性。

(二)社会调查主体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六条规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未成年被告人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对未成年被告人的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规定:“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及两高司法解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情况可以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等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但正是因为上述规定过于宽泛,反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社会调查的主体存在分歧意见,相互推卸调查责任或造成社会调查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到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三)社会调查适用对象范围扩展有难度

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适用社会调查的涉罪未成年人的范围,而是要求办案机关根据案情需要进行判断。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多发,不少涉罪未成年人非办案机关所在地常住人口,考虑到办案压力和社会调查的可操作性,《纪要》规定佛山户籍的涉罪未成年人、在佛山实际居住或者在佛山就业、就学满6个月以上的非佛山籍的涉罪未成年要进行社会调查,但对于其他涉罪未成年人,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开展社会调查,不仅限制了该制度的落实,也影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

(四)社会调查能力亟待提高

社会调查报告是公检法确定犯罪原因、正确定罪量刑、有针对性地矫正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但社会调查成为法律制度为时不久,调查内容、调查方法等尚在摸索。如果由公检法三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各自启动的社会调查,难免因为各自的办案视角及办案压力影响到社会调查的全面性,而且公检法三机关进行调查难免会扩大案件的社会影响,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回归。如果委托给其他人员或机构进行社会调查,不少人员、机构甚至不具备调查的专业知识,对刑事诉讼程序也相对陌生,很难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降低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参考价值。

三、建议

(一)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启动时就应启动社会调查

刑事诉讼法原则性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均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社会调查。但参考《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及2010年六部门《意见》关于社会调查启动的规定,笔者建议,公安机关自侦查活动开始,就应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并形成调查报告。目前,我院已经向高明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公安机关自侦查阶段即启动社会调查,并将社会调查报告在审查起诉阶段时随案移送。

(二)由司法行政机关担任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

2010年六部门《意见》明确了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以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可见,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由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开展有先例并已经形成相应机制,故建议应由司法行政机关担任开展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体。司法行政机关如能长期稳定承担起社会调查职责,安排合适人选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能力和专业性必将不断提升。

(三)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防止权力滥用

如社会调查报告委托其他单位或团体制作,鉴于社会调查报告在办案中起到的参考作用,应审慎地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程序性审查及实质性审查,防止社会调查人员滥用调查权,确保社会调查报告公正、客观。程序性审查包括对社会调查主体及调查手段进行审查,即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以单位名义出具,由符合法定条件的具体调查人员签字或者盖章,审查调查人员在调查时有无被调查人员采用暴力、威胁、利诱等非法手段,否则即应视为非法调查,予以排除。实质性审查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客观性、关联性的审查,即结合涉罪未成年人的供述、其法定代理人等证人证言进行比对,如有必要,还可以亲自对有关被调查人员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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