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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阶段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问题研析
日期:2011-08-12

  摘要:社会矛盾在检察环节集中表现为各种案件,社会矛盾的各方成为案件的当事人,其在诉讼中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呈对立状态。其中轻伤害案件一般仅涉及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利益,通过刑事和解,被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以实现、精神得到抚慰,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消弥,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实现公平正义。本文拟对轻伤害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问题作一研析。

  关键词: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

  一、刑事和解的法理与实践基础

  作为一种自发的本土化司法实验,我国的刑事和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和谐司法理念指导下对被害人利益的适当保护,同时兼顾加害人的刑罚期待,是一种利益的均衡,但该利益均衡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不仅是民事的和解,更重要的应当是刑事的和解,刑事和解是关于罪和罚的调和、协调、协商。[1]认为当事人之间刑事和解的范围不限于民事赔偿,更重要的是应当从刑事责任、犯罪和犯罪构成、罪与非罪的层面去理解,即当事人可以处断刑事责任。当然,这种观点缺少充分的实证和理论支撑,但无疑能引发我们更宽广的思考。当一个社会能够用更加宽容的态度,以更平和的方式处理犯罪纠纷,重整社会秩序时,这种宽广的司法情怀必然催生更高程度的司法文明。这种这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在法学领域的映照就是人本法律观,[2]而刑事和解实践正是人本法律观的具体化。

  有学者将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等同,但实际上我国司法界普遍探索的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有着很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刑事和解的范围主要是民事赔偿,进而促进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刑责的轻缓化处理,它深受中国“和合文化”的影响;而发端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社区主导下的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交流和对话,追求的是被害人受创精神的康复和加害人犯罪游离精神的社会回归,二者并不相同。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是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处理方式,其核心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体现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平等保护的刑事司法理念,它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弥矛盾和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精髓,契合了刑事法治现代化的发现道路。

  二、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实践意义

  关于公诉案件和解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学者观点各异,导致实践中的做法不尽一致。学者普遍认为,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对象范围应当是:存在被害人的,仅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身利益,适宜和解,能够进行和解,需要检察机关后续处理的,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公诉案件。在公权力监督之下,满足以下条件的案件方可适用刑事和解:一是加害人认罪并悔过,双方对案件事实无争议;二是双方自愿;三是符合法律允许的和解案件范围。2006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这种司法探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随后全国各地司法机关也纷纷开展了刑事和解的探索。如200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中适用和解的指导意见(试行)》就规定了刑事和解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犯罪的案件和部分其他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具体包括有五项,(一)是因婚姻、家庭矛盾或者民事纠纷引起的人身伤害、侵犯财产案件;(二)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三)是过失犯罪的案件;(四)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怀孕妇女等特殊人群犯罪的案件;(五)是其他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作和解处理不致于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案件。轻伤害案件就被明确规定为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从轻伤害案件的案发原因来看,除了个别案件的嫌疑人有预谋、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较大外,一般具有以下特点:(1)大多事出有因。如邻里关系不和,双方存在债权债务,酒后失言、失态,个体经营者争夺客户等等。(2)突发性。很多都是先由言语争执引起的,当事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事后大都认为不值得。(3)多数是由年轻人造成的。这是由于年轻人尚不成熟,遇事不冷静,喜欢争强好胜。(4)案发双方大都有一定的过错。由此可见,轻伤害案件多是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一般仅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身利益,事后双方愿意和解的情况居多。从传统意义上讲,轻伤害案件的被害人一般本能地具有复仇和求偿的心理,即一方面要求对犯罪人科以刑罚以平和其复仇心理,另一方面对于因对方犯罪而造成的损失也渴望得到补偿,而刑事和解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两种心理问题,使双方激烈对抗的矛盾得到缓解。因此,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着眼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促进和谐,鼓励、支持当事人就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达成和解,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从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来看,被害人的受损利益得到赔偿,嫌疑人也得到从轻处罚,刑事和解正逐渐成为解决被害人损失的一种重要方法和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重要途径,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合法权益,而且还兼顾了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有人担心在实务操作中过度抬高被害人的地位,确立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中心角色会否定犯罪的概念,虚化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冲击刑罚权的国家专属性。实际上,刑罚正义实现的价值标准不是有罪必罚,而应当是被犯罪撕裂的社会关系最大限度的愈合,通过一定的刑事程序使犯罪人能够回归社会,不再游离于社会之外,被害人也能够弥合创伤,重返正常的生活。刑事和解正好为轻伤害的嫌疑人提供了消除“罪犯”标签的机会,也增加了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兑付的机率,同时也节约了司法成本,实为多赢之举。

  此外,轻伤害案件开展刑事和解还有助于案件审前分流和减少审前羁押。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案件压力日益增加。据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大概占60%,其中大部分是生产、生活、工作及邻里纠纷引起的案件。[3]如果其中的大部分轻伤害案件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结案,进行审前分流,无异将极大地减轻司法机关的案件压力,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暴力性犯罪案件。且由于适用刑事和解的嫌疑人、被告人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化解审前羁押力上尚有很大的运行空间,对减少看守所负担、节约羁押成本有重要作用。

  三、轻伤案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现状与思考

  作为一种司法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是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宽严相济是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基础,而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特色的司法调解制度是刑事和解制度发展的实践基础。虽然轻伤害案件适用调解在我国已有多年的司法实践,但仍属于实践先行阶段,需要丰富的司法实践和充分的理论探讨去总结经验再进行理论构建。

  (一)轻伤害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现状

  对于轻伤害案件来说,其适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地方首先试行调解、和解的案件就是轻伤害案件。因此,轻伤害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程序比较一致,大体如下:

  1、启动方式:

  一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启动。一种是当事人双方自行提出和解的愿望,二是当事人双方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代为提出和解请求,三是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告知可以进行和解。

  2、一般程序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认为案件有和解可能,并符合法律规定的和解案件范围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双方可以和解,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可以自行和解。和解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接触达成和解,也可以要求检察机关主持或委托当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予以促和,和解过程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达成和解后,被害人必须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的不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或从轻处理犯罪嫌疑人的申请以及双方达成的书面和解协议。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应当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向检察机关提交调解书。检察机关对书面和解协议进行审查,重点审查协议是否出于双方自愿、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和解过程是否违法,是否有损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损害赔偿金额是否显失公平。若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或有实现可能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建议法院从轻处理。如果当事人双方或一方违反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对嫌疑人继续提起公诉、按正常诉讼程序处理,被害人可以就损害赔偿问题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形式内容

  和解协议书或调解书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由于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不同,不仅要解决双方的争端,而主要是化解双方的积怨,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因此和解协议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加害人向检察机关、被害人真诚悔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使被害人对加害人的悔罪表示认可和谅解,化解双方的对抗情绪;二是就被害人的身体伤害所引起的医药费等赔偿、补偿协商一致,并切实履行。三是被害人明确表示接受检察机关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从宽处理。这是加害人愿意和解的出发点,是双方实现和解的法律保障。[4]

  4、法律效力

  公诉案件和解协议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具体有两方面,一是和解的民事法律效力,和解中就经济赔偿、补偿达成的协议在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反悔,另一方有权申请强制执行;二是刑事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在和解中就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处理只是达成一种意向,具体如何处理必须由检察机关予以裁决,因为刑事责任的追究是国家的司法公权力,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处置。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实现和解的轻伤害案件的法律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对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改变强制措施,一般可以取保候审;二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三是需要提起公诉的,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如2003年北京市委政法委发布的《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肯定了对轻伤害案件的非诉讼处理方式,北京市基层检察机关据此尝试对一些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等问题和解的轻伤害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处理。又如2005年广东省佛山市公检法、缉私部门的《刑事工作联席会议纪要》也规定了一般的轻伤害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且被告人已履行和解协议的,可由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如被害方反悔,可以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或者民事诉讼。

  5、履行与变更

  刑事和解协议的履行是实现刑事和解的条件,一旦加害人不自觉履行,经被害人申请该协议即丧失效力,犯罪嫌疑人不承担违约责任。违反协议的唯一后果就是和解过程的终止。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由于受到外在压力并非出于自愿同意和解、情势发生变更或者和解协议没有得到履行等理由反悔的,检察机关经查证属实,应当恢复常规的刑事诉讼程序。常规诉讼程序恢复后,和解协议中的内容不能作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5]针对当事人反悔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作如下处理:一是加害人实施欺诈,和解后反悔的,因违反了和解的基本条件,应当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处理;二是被害人实施假和解,在经济赔偿到手后又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应当维持原来的和解决定;三是被害人受到外界压力违心同意和解的,不管压力来自加害方还是非加害方,均应按照意思自治原则撤销原和解决定,重新作出处理。

  (二)存在问题及思考

  首先,由于刑事和解本身的法律地位尚未被立法确认,没有统一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定,加上刑事和解所依据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比较笼统,散见于相关文件和司法解释当中,指导性和操作性不强,地方司法机关主要是依据各地的规范文件办理刑事和解案件。而地方性规范文件也只对刑事和解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一般仅搭建了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大体框架,造成各地刑事和解的做法不一,争议较大。这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各地对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性。

  其次,要关注加害人经济赔偿后承担的刑事责任对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冲击问题。由于现阶段相关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很多人担心刑事和解过于注重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容易带来富人有钱轻判、穷人无钱重判,导致法律适用不平等。而平等是正义的首要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的差别而有所偏颇。法律不会扼制犯罪嫌疑人善良赎罪的愿望和机会,但也要考虑如何防止刑事和解成为因财富多寡而受法律优惠的标准。当然,过分强调经济赔偿难免会使穷人失去刑事和解的机会,容易导致法律适用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社区效能不健全等各种因素造成。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可以考虑建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社区矫正和建立刑事和解监督制衡机制等各种配套制度加以完善。

  再次,由于没有统一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刑事和解予以规范,实践中出现不少操作性的问题。如有一些案件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就达成和解,但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的规定,致使案件还是移送起诉,浪费了司法资源;又如案件承办人对已达成和解的案件是提起公诉建议法院从宽处理还是建议作相对不起诉处理难以确定统一的标准,难免会有感情因素掺杂在内;此外,开展刑事和解后对犯罪嫌疑人决定不起诉的周期稍长,造成被宣布不起诉的嫌疑人比提起公诉判处轻刑的被告人实际羁押的时间还要长,这与刑事和解的初衷相违背。

  当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有效解决犯罪引起的冲突,平衡国家、社会、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价值选择。刑事自诉案件的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已有明确规定,而公诉案件的和解制度法律尚未确立,随着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日益深入,立法应当及时作出回应,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明确其涵义、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处理方式,以规范司法实践,引导理论方向。此外,要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配套机制,加强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包括修改批捕率、不诉率的考评体系,强化权利告知制度、意见听取制度、律师会见制度等当事人权利保障机制,建立督查督导机制,建立刑事和解案件跟踪回访机制等。可以肯定的是,刑事和解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符合社会司法需求,具有时代进步性,笔者相信,刑事和解的实践和论争必将对审视和反思传统的刑法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罗哲芳) 


  [1]谢佑平:《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2]李龙:《人本法律观是“执政为民”的理论支撑》,载2009年10月21日《法制日报》。

  [3]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龚佳和:《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119页。

  [5]葛琳:《刑事和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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